我父亲是八路军的一名旅长，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我一生都踏着父亲的足迹去完成他未竟的事业。1947年，我从晋察冀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毕业，因政治条件与学习成绩俱佳而被挑选到华北城市工作部地下电台工作，那年我17岁。我的花季在峥嵘岁月里含苞，在激情燃烧的日子里盛放。我将青春奉献给了深深热爱的祖国。回望70多年的历程，我总庆幸自己当年的勇气与果敢。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很多事情会遗忘，但那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里发生的故事是一直难以忘怀的。

那时的城工部设在河北省河间县大张庄村，我和另一位女同学张瑞兰徒步多日才到达。因途中被毒蚊叮咬，到达大张庄时我已发起高烧，被医生告知得了疟疾。我当时还不到18岁，难受又害怕，年长我几岁的艾山大姐给了我好多安慰与照顾。她把自己的蚊帐摘下来给我挂上，我不好意思地推辞，她却说：“这不只是为了你，这是为了大家不被疟疾感染。”我竟信以为真，坦然接受了她的关爱。

1947年夏天，城工部转移到河北沧州市，办公地点是沧州原火车站旧址。一个较大的院子，有三层小楼。城工部部长刘仁同志住在三楼，电台办公室就在二楼，机要人员和我们几位女同志住在其他房间。

让我最开心的事就是和艾山大姐住在同一间宿舍。艾山大姐是北京的大学生，参加过抗日战争，后来被派去学习电台通信。我总喜欢跟在她后面，工作时跟她学技术，闲暇时跟她学唱歌。1947年秋，艾山大姐被派去北平市从事地下电台工作，当时刘仁同志在北平市内建立三个秘密电台，与城工部电台相互联络，其中一个就是艾山台。她走之前把喜欢的手绢、发夹、袜子等都送给我了。70多年过去了，一直没有再见到她，可我一直想念她。

当时，沧州市虽是解放区，但国民党的飞机仍然会频繁轰炸。为了保护设备和随时能够工作，我们每个人都有具体分工。敌机一来，要迅速背起机器躲进战壕;空袭一停，我们搬着仪器立刻集结到被敌机炸毁的破房子里，用砖瓦砾垒起临时桌椅，迅速安装好机器开始工作。有一次，敌机在上空盘旋了好一阵子，俯冲过来时特别响，还有“嗒嗒嗒”子弹射击的声音。听到声音远了一点，我忍不住翻身睁眼看飞机，旁边趴着的张瑞兰叫我赶快闭眼：“眼太亮，会反光。”她的话把战友们逗得哈哈大笑。

由于敌机的频繁轰炸，城工部不得不再次转移。1948年初，我们迁到了河北泊头市的一座四合院内。刘仁同志还和我们住在一起。电台安置在三间东屋里，三间西屋是机要室和宿舍。那年是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城工部的工作也越来越紧张。为了舒缓大家情绪，我们有时也会利用节假日搞文艺活动。1948年夏天，部里邀请郭兰英同志在泊头市的剧场里演歌剧《白毛女》。那天特别热，为了降温，观众们在头上搭着湿毛巾。当演到黄世仁逼着杨白劳交租时，全场的人义愤填膺，高喊打倒黄世仁。当看到王大春在山谷中找到头发全白的喜儿时，大家又激动得热泪盈眶。

1949年1月14日，天津战役打响。华北局城工部当时驻扎在泊镇，工作特别繁忙，我作为最年轻的报务员，每天都会收发很多重要电报。1月15日下午3点半，我收到一封只有两行字的特急电报，虽然不知道内容，但直觉告诉我这份电报不仅非常重要而且很可能是好消息。我举着电报往机要室跑，一边跑还一边喊：“特急特急!要进城啦!”迎出来的刘庆军主任一把抢走我手中的电报冲进机要室。没有几分钟时间，他跑出来大喊：“王岚!王岚!你猜对了!”是的，那只有两行字的电报正是我们时刻期盼着的胜利消息。我军用29小时攻克天津，扬言天津固若金汤的城防司令陈长捷被活捉。那份电报正是中央给我们城工部下达的命令：“天津胜利，准备入城。”

当晚六点，我们整装待发。城工部的人兵分两路，李乾元和刘文昌跟随刘仁部长奔赴长辛店，参加接管北平的工作。另一队人由刘庆军主任跟随杨英同志前往胜芳，参加接管天津的工作。进驻天津后，我们住在迪化道原天津国民党警备区司令部的院子里。天津市军管会主任是黄克诚将军，我们时常会见到他。有一次，我在院子里学骑自行车，听到身后有人喊：“小鬼!小鬼!”一看，是黄克诚司令在向我招手，我连忙跑过去向他敬礼。他笑着对我说：“你是电台的小鬼吧，我记得你给我送过电报。你来我办公室，我有事情拜托你。”我跟着首长进了办公室，他的办公室很高，窗户很大，屋子中间有张大桌子，放了很多文件，还有一部电话机。黄司令从柜子里拿出两斤点心，说：“听说你们电台刘庆军的母亲来了，我没时间去看她，你把点心替我交给她。”黄克诚将军平易近人的品格，对下级的关怀，虽然过去70多年了，依然深深印在我的记忆里。

天津解放后，电台便参与到北平和谈的工作中。当时北平封锁不准百姓自由出入后，城内外的信息沟通全靠电台。从天津解放到傅作义签订北京和平解放协议这一周，是我党与傅作义代表团谈判最紧张的时候。刘仁部长决定把电台架在他乘坐的雪佛兰汽车里，他带着警卫员和电台台长李乾元同志建起了城工部临时“移动指挥部”和“流动汽车电台”，配合北平和平解放的目标，开展情报传递工作。革命胜利后，我与李乾元结婚了。“流动汽车电台”的故事是他生前最喜欢讲述的。当时，他们将缴获的两台美式小型电台同时架在汽车上，电台天线就固定在车窗一侧的顶上，随时抄收领导机关和地下电台发来的电报。李乾元说他那七天七夜除了上厕所没有下过车，没有睡过觉。刘仁部长一直坐在他旁边，太累了就靠在椅背上睡一会儿。李乾元一直戴着耳机，听到“呼叫”就立刻打起精神投入工作。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在《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上正式签字。乾元说，当他从车上下来的时候，双腿又麻又疼，伸不直了。刘仁部长激动地拍着他的肩膀说：“乾元同志，这次胜利你是头功!我要为你请功!”

平津战役胜利后，原华北局城工部撤销，原属部队编制的电台人员大都转业到地方。我对部队还特别留恋，不想留在天津工作。1949年4月，组织将我调至北京军区通讯部电台工作。回望自己从16岁入党参加革命到现在70多年的历程，我始终无悔当年的选择。我为自己有机会参与并见证新中国的成立并日益强盛而自豪，我为自己90岁还能为新中国的七十岁生日送上祝福而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