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创作涉及小说、戏剧、哲学散文等，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除了影响最大的《战争与和平》等长篇小说外，托尔斯泰还写下了大量读书随笔，这些随笔也是了解托尔斯泰的重要资料。

　　近期，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俄国文学研究学者王志耕等人编译的《托尔斯泰读书随笔》一书，书中精选了托尔斯泰的阅读笔记、评论文章以及写给友人的书信等，反映了托尔斯泰的思想智慧，尤其是他关于平等、博爱等人类最深刻的思考。

　　阅读莎士比亚感到“厌恶和无聊”

　　《托尔斯泰读书随笔》中收录了作者晚年的一篇著名的文论《论莎士比亚和戏剧》，托尔斯泰在其中明确表达了他极度厌恶莎士比亚及其作品的观点。

　　“还记得我第一次读莎士比亚时体验到的那种惊诧，我本来期望获得很大的审美享受。但是……我不仅没有体验到享受，反而感受到一种难以抑制的厌恶和无聊。令我困惑的是，是我荒谬绝伦，竟把整个知识界公认为尽善尽美的作品看成微不足道的，甚至是恶劣之作?”托尔斯泰在文章中写道。其实，托尔斯泰并不是一个非常偏激的人，在此后的50年中，他听从别人的建议“一遍一遍以尽我所能的方式去读莎士比亚”。

　　他阅读了俄译本、英译本、席勒的德译本等，把莎士比亚的悲剧、喜剧、历史剧读了好几遍，“体会到的感受却别无二致：厌恶、无聊和困惑。”就在托尔斯泰75岁写这篇文章之前，他还进行了一次自我检验，又重读了一遍莎士比亚，从《李尔王》《哈姆雷特》《奥赛罗》到《暴风雨》以及《辛白林》，结果更加强烈地体验到同样的感受。他坚信：“莎士比亚所享受的伟大天才作家的这种无可争辩的荣耀，以及这种荣耀竟使得许多当代作家对他争相仿效——这一切，如同所有的谎言一样，乃是一种大恶。”

　　随后，托尔斯泰以《李尔王》为例，用文章三分之一的篇幅述评了这篇作品，认为剧中的人物从表面上看是被置于与周围世界的矛盾之中，并且在与之作斗争。“但他们的斗争不是基于事件的自然进展和人物的性格，而完全是由作者任意安置的。……李尔王没有任何必要和理由放弃权力，同样没有任何道理的是，他跟女儿们生活了一辈子，竟然只相信两个大女儿的言辞而不相信小女儿的真话，然而全部的悲剧性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托尔斯泰认为，《李尔王》故事的发展并非出于人物性格和事件的自然进展，而是有违自然的任意安排。

　　并且，他对莎士比亚的语言有强烈的怀疑。“莎士比亚的所有人物都不是用自己的语言说话，而一直是用同一种莎士比亚式的、过分雕琢的、不自然的语言，这种语言不仅被塑造的剧中人物不应说出来，就是生活中的任何人无论何时何地也说不出来。”

　　小说和戏剧本来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莎士比亚的作品在后世也屡有争议，托尔斯泰的观点或许有偏颇之处，却也可以给人一些启发。

　　果戈理和契诃夫创作的长短

　　美国作家纳博科夫在大学讲授俄国文学的时候，让学生们把窗帘都拉上，灯都灭掉。然后他打开一盏灯说，在俄国文学的星空中，这是普希金;接着他又打开另一盏，说这是果戈理;又开了一盏，说这是契诃夫;最后他一把扯开窗帘，让教室里充满了阳光，他由衷地说道，这是托尔斯泰。可见在纳博科夫心目中，托尔斯泰是俄国文坛上最亮的那束光。

　　在《托尔斯泰的读书随笔》中收了一篇《论果戈理》的文章，文中不难看出托尔斯泰对果戈理的欣赏和推崇。果戈理出生于1809年，比托尔斯泰大19岁，正如纳博科夫所言，果戈理在俄国文坛上也是举足轻重的作家。在这篇文中托尔斯泰评价果戈理，“巨大的才华，美好的心灵，欠缺气度和胆量、谨小慎微的头脑”。

　　不过，托尔斯泰对果戈理也有颇为清醒的批判。他认为因为果戈理出色的文学才华，所以创作出了《旧式地主》《死魂灵》第一部、《钦差大臣》等作品，甚至连《论疾病的意义》《论什么是文字》等文论都是深刻而富有教益思想的。然而，托尔斯泰认为，果戈理创作后期想要用“道德—宗教”主题来写作艺术品，或者赋予他所写的作品与之不符的“道德—宗教”的训诫性意义时，“出现的就是可怕的、令人厌恶的胡言乱语，如在《死魂灵》第二部，《钦差大臣》的收场等许多书简中所体现的那样。”

　　究其原因，托尔斯泰认为在当时文坛上，“占统治地位的艺术观成了愚蠢到不可思议的黑格尔学说，按照这种学说便可推论出，造房子、唱歌绘画、写小说、戏剧和诗歌，都成了某种宗教活动，成为仅次于宗教的‘对美的祭祀’。”而果戈理吸收了这种学说并力图将其体现在自己的创作中，正是这种尝试导致他在后期创作中写出那些令人惊诧的荒谬无稽之谈。

　　就在托尔斯泰已经成为蜚声国内外的著名作家时，契诃夫还是一名中学生。不过，年龄并没有影响后来两人成为忘年交，托尔斯泰对这位后起之秀非常欣赏，还亲自给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名作《宝贝儿》写了跋。在这篇跋中，托尔斯泰分析了小说高超的创作技艺，认为契诃夫写《宝贝儿》是根据推理，而不是在感情上对新妇女抱有一种模模糊糊的观念，并且称赞“契诃夫是位真正的诗人——艺术家”。这也符合托尔斯泰一贯的文论观点：“艺术家之所以是艺术家，是因为他不照他所希望看到的样子，而是照事物本来的样子来看事物。”

　　向农民的孩子学习写作

　　托尔斯泰出身于贵族，拥有为数众多的土地和豪华庄园。难能可贵的是即便一生身为贵族衣食无忧，托尔斯泰始终关注着底层的农民，还曾经在自己的土地上尝试过农奴制度的改革。

　　《托尔斯泰读书随笔》中记载，他曾先后给短篇小说集《农民故事》、长篇小说《农民》作序。《农民故事》的作者谢·捷·谢苗诺夫，是一位农民出身的俄国作家，他在这本小说集里讲了一个故事，一个乡下小伙到莫斯科找工作，通过一个富商家的车夫老乡说情，马上谋到了差事，但同时使一个老人失去了工作，小伙得知真相后，决心放弃这份迫切需要的工作。这样的情节无疑表现了农民身上的闪光点，这让托尔斯泰特别感动，他在文中写道，“就像自己做了一件好事一样”，加上谢苗诺夫对农民的生活非常熟悉，叙述时细节真实简洁明了，托尔斯泰夸奖他的作品真诚而有意义。

　　托尔斯泰对农民的深切关注，更体现在教育上。他对农民怀着深深的同情和尊重，写过一篇《谁向谁学习写作，是农民的孩子向我们，还是我们向他们学习》，也收录在这本《托尔斯泰读书随笔》中。当时的俄国，只有上流社会的儿童才能接受教育，下层平民的子女被认为是愚不可及、不可教化，这让托尔斯泰非常痛苦，在他看来，受教育是每个人的权利，穷人的子女如果能接受教育，一样可以成为有用的人才。

　　托尔斯泰一生数次创办农民子弟学校。在他的学校里，他教孩子们写作，用平等、欣赏而惊喜的眼光看他们。他有时会听从他们的意见去写一个故事，然后在他的影响下，他们又来替他修改，这样的创作过程让他倍感幸福。托尔斯泰最后将他们的作品推荐给杂志发表，他深信，用这样的方式，能培养孩子们独立思考，激发他们的创造力。

　　“我感到，从这一天起一个全新的苦乐世界——艺术世界向他敞开，这使我觉得犹如偷看了人永远无法观看的东西——一朵神秘的诗意花朵的萌生。我又惊又喜，仿佛寻宝人发现了凤尾花：喜的是，点金石出乎意料地一下呈现在我面前，为了它，我在教孩子们表达思想的技巧中枉自寻找了两年;惊的是，这种技巧唤起了新的需求，正像我最初感觉到的那样……这不是偶然，而是自觉的创作。”

　　这是托尔斯泰写在《谁向谁学习写作?是农民的孩子向我们，还是我们向他们学习》中的文字，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他巨大的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