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早期各区域文明融合发展为中华文明

2021年，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对百年研究成果进行回顾，我们看到，大约在1万年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先民开始了稻的栽培，华北地区先民则开始了粟和黍的栽培，相继开始定居生活。此后，稻作农业向北传播，到距今8000多年时已传播至淮河流域，距今7000多年时，传到黄河流域。与此同时，粟作农业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发展起来，并陆续向南传播到东南沿海和西南地区。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取得显著发展。琢玉技术大约在9000年前已出现在中国东北地区。到8000多年前，在内蒙古赤峰兴隆洼文化中，已有制作精致的玉玦和玉坠等装饰品。距今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中也出现了与之形制相似的玉玦和玉坠的组合。这说明距今七八千年前，中华大地各个区域的先民们已有相互交流的可能性。

大约5500年前，辽宁西部和内蒙古东南部分布的红山文化晚期出现了制作精致的玉龙玉鸟、玉龟玉人等，它们作为礼器被置于贵族墓葬中。与之种类和形制非常相似的玉器，在同时期长江下游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的高等级墓葬中也有发现。这一时期，分布于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彩陶纹饰对周围影响广泛，在黄河上游、黄河下游、长江上中下游，以及辽河流域都出现了以圆点和弧线三角为主要特征的彩陶纹饰。在广阔区域内，第一次形成中原文化对周围地区影响强烈的局面，说明在5500年前这一中华大地各区域文明孕育形成的关键时期，生活在以上地区的人们交流十分活跃，已经形成龙的崇拜、以玉为贵的理念等若干共同文化因素，出现了早期中华文化圈，为形成商周时期以中原地区为引领的历史趋势奠定基础。

大约4300年前，长江下游曾经盛极一时的良渚文明衰落。黄河下游、黄河上游、长江中游等地区的文化面貌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文明化进程出现重大转折，只有黄河中游地区的史前文化在继承仰韶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形成中原崛起之势，出现了以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为都城的强大势力集团。值得注意的是，陶寺遗址包含很多其他地区的文化因素，例如来自黄河下游地区的陶制酒器、木质棺椁构成的葬具，来自良渚文化极有特色的玉琮、玉璧和玉钺，以及来自长江中游地区的双翅形玉饰等。而原产于西亚地区、经过中亚地区和中国西北地区传入黄河中游地区的小麦、黄牛、绵羊和冶金术等也有发现，这是首次出现中原地区广泛吸收周围地区先进文化因素的现象，在其他地区非常少见。正是由于中原集团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兼收并蓄各地先进因素，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才能在与各地区集团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纵观中华文明早期演进，中华大地各区域文明异彩纷呈，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作出积极贡献。其中，中原地区以开放的心态，创造性吸收融合各种文明因素，得以发展壮大。由此可见，多元融合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源泉。

中华文明与域外古老文明发生交流、碰撞与融合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结果同样表明：中华文明既是在自身文化传统基础上形成的原生文明，在形成过程中，也与域外其他古老文明发生交流、碰撞与融合。

大约5000年前，发源于西亚地区古代文明的农作物——小麦和家畜黄牛、绵羊等经中亚传入我国西北地区，并继续向中原地区传播。与此同时，铜的冶炼和制作技术也从西亚经中亚地区至河西走廊传入黄河中游地区。

大约4000年前，家马由欧亚草原传入我国新疆地区;距今3300年左右，家马和马车经由欧亚草原地带传入商代晚期都城——殷墟。

上述外来文明因素的融入，丰富了中原地区农作物和家畜的种类，在黄河流域形成了粟、黍、稻、麦、大豆构成的五谷农业体系和以猪、狗、牛、羊、马为主的家畜饲养体系。来自西亚地区的冶金术经我国西北地区传入黄河中游地区后，与此前仰韶和龙山时代已经掌握的高温烧制陶器的技术相结合，经过创新，诞生了青铜容器铸造技术，在尧舜时期制作出第一批青铜容器，为夏商周王朝时期辉煌的青铜文明的产生奠定了基础;马和马车的传入，则丰富了黄河流域人们的交通手段，扩大了人们活动的范围。

这些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是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即使在史前时期，交流就已经普遍存在，持续的跨区域、跨族群的交流，记录了文化互鉴的历程，促进了文明的发展。这是中华文明持久兴旺的关键，是中华文明魅力永恒的支撑。

交流互鉴促进世界文明发展

放眼世界其他原生文明，无一不积极吸收其他文明的先进因素。无论是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还是印度河流域文明皆是如此。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使各个文明能够充分吸收融合其他文明的先进因素，丰富文化内涵，促进文明发展。至于世界各地非原生文明地区，更是由于接受了周围地区业已成熟的文明影响，从而加快了本地区的文化和社会发展，甚至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例如，日本列岛的史前文化经历了在自身基础上的缓慢发展，进入公元前五六世纪，中国周代的稻作与粟作农业技术和青铜器经由朝鲜半岛传至日本列岛西部。进入公元1世纪后，日本列岛西部九州地区的一些小国向东汉王朝朝贡，与汉王朝建立了直接联系。由此，中国汉文化传入日本，稻作技术、铜器和铁器的制作技术陆续被其接受，大大促进了日本古代历史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考古学大力吸收借鉴欧美国家先进的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和理念，特别是各种自然科学的方法手段，令中国考古学焕发生机活力，极大提升了中国考古学分析研究古代遗存并从中提取各种信息的能力。加之中国具有5000多年文明史，历史文化绚丽多彩，地下遗迹遗物极为丰富，我们采用这些技术手段研究出的成果，远远超过欧美发达国家应用它们所得到的信息量。这是我们作为文明古国拥有考古沃土的得天独厚之处。比如，作为探源工程主要测年实验室的北京大学碳14实验室，其测年精度在国际年代学会对全球100多个实验室的评定中位列前五，为研究各个都邑性遗址的始建、废弃年代，以及各地区文明化进程的关键时间节点提供了精确的年代数据。又如，关于良渚水坝的建筑年代学术界曾有争论，通过对水坝建筑材料“草裹泥”中的草茎进行测年，确定了水坝是在约5000年前修建的。

无论是古代的历史经验，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变化都充分说明，开放包容，兼收并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保持活力、社会强盛发展的法宝。一切生命有机体都需要新陈代谢，否则生命就会停止。文明也是一样，如果长期自我封闭，必将走向衰落。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多次作出深刻阐述。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要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对中华文明在5000多年发展史中借鉴包容经验的准确概括，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作用。考古人要身体力行，为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中国考古学的独特贡献。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到第四阶段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