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在什么场合，每当谈到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义部队的最后失败，周恩来同志总是主动承担责任。1957年建军三十周年前夕，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应《解放军报》的约稿，准备了一份《八一起义》二十一幅画的文字说明稿，送他审阅。审阅中，他除了修改得把功劳和成绩归于党、归于领导起义的其他同志外，又再次承担了失败责任。原稿写到“起义军胜利后，向南挺进，部队到达广东……”时，他在“胜利后”加了“由于当时领导者没有能够坚持发动广大农民实行土地革命的政治路线，而采取单纯军事的方针，至起义军”一段话，再一次进行了自我批评。

1961年，他和陈毅同志到上海，与电影演员白杨等会面。谈话中，一位同志热情地说：“总理，您给我们写一本书吧！”还有同志说：“总理太忙了，没有时间写。”他听了，笑了笑，爽朗地说：“如果我写书，我就写我一生中的错误。这可不是卢梭的《忏悔录》，而是要让活着的人们都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本文节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故事里的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