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界过去曾流行一种观点，即“东周以上无信史”，因而可以确凿记载的中华文明史不过2800年左右。这种观点的不可信在于，虽然历史溯源讲究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东周以前缺少可靠的文献资料，但历史研究的依据并非只有文献资料，而是还有大量不可忽视也不应忽视的考古资料。不论是河南安阳殷墟和陕西关中西部周原出土的数量可观的甲骨文，还是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良渚文化、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等考古遗址的发掘，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中华文明起码早在5000至7000年之前，已经迈入新石器时代。遗址里数不胜数的石刀、石斧、石铲等生产工具，纺轮、网坠、骨针等加工工具，陶器上留下的篾席、草席、芦席和麻布的印痕，还有那一件件从良渚、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人、玉虎、玉鹰等精美玉器，都昭示中华先民当时不仅已踏上向自然索取生活资源和加工生活资料的征途，而且已形成相当成熟的审美意识和加工磨制工艺祭祀品的技艺。

　 为什么学界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古代文明发展较迟、程度较低？除了不重视考古资料以外，还与近代以来我国历史学不适当地套用外国史学观点密切相关。西方的古代国家一般都比较小，各自独立，各方面具有相当的自主权。国内外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与外国一样，都应受历史发展普遍法则的支配和制约，于是怀疑文献所记述的中国夏商周三代是否存在过统一王朝，认为《尚书》等古书中的列国都是独立的国家。依此看法，中国在秦朝以前实际上未曾统一过。其实，这是以西方史学理论削足适履地解读中国历史，不仅与文献记载和考古成果相违背，更与先秦史的发展事实相背离。夏商周时期，虽然曾出现东周“五霸七雄”等暂时分裂的局面，但总体上古代王朝基本仍是统一的。这也告诉我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演进格局，并非简单始于“秦灭六国”，而是在夏商周时期早有雏形。为什么历朝历代的中华儿女都有深挚的家国情怀和爱国意识？从苏武牧羊到岳飞精忠报国，从林则徐虎门销烟到李大钊为国慷慨就义，无不缘于中华儿女对国家共同体认同与热爱的源远流长、积淀深厚。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还对我们认识已有的浩瀚古籍文献提供新的参照系和解读坐标。历史是动态的过程，如流水一去而不复返，但古籍文献可以把历史进程及人们对历史的思考记录和保存下来，成为我们知古通今的智慧宝库。以往历代学问大家对典籍的研读和探讨，一般都是就书论书，只能提出和解答古书本身可能存在的瑕疵及矛盾。现代考古学的兴起，尤其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从地下发掘出大量战国秦汉时期的简牍帛书，使我们能够亲眼见到未经后世改动内容和形态的古书原貌。这一方面拓展和更新了我们对古代典籍的认知，即古代典籍既包含传世古书文献，也包括出土简牍文献，而且后者往往更接近原典原义，因而更值得重视；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更加真切地知晓古代典籍的形成和流布过程，即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我国典籍内容都是以简帛抄写甚或口头传播的，经历若干世代的传承，编次的变化、内容的增减、文句的更改、后世词语的羼杂，不仅是可能的，甚至是难以避免的。

　 这又提醒我们，对于学术史上汉代今文学派简单否定《左传》《周礼》等重要古代典籍的现象，以及晚清康有为、梁启超等张扬今文学派旗帜，特别是后起的以“疑古辨伪”为宗旨的古史辨派将一些古代典籍斥为“伪书”的做法，既要看到他们勇于探索、发现问题的重大贡献，也要防止不顾古代典籍形成过程复杂性而简单断案产生的误判。近些年发现和整理的不少出土简帛古籍，常常一篇著述明显经过若干不同学者之手，有几种互有差异乃至颇有差异的传本，这主要是早期典籍形成流传本身特点所致，不能一见到这种情况就断为伪书。否则，既违背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易使古代史研究堕入茫然无据的窘境，这是探源成果给我们的又一启示。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意义重大。它以新的科学手段进一步勾勒和描绘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壮阔图景，各区域文明繁衍生息、相互影响、携手前行的演进路径，展示中华先民在广袤华夏大地上披荆斩棘走向文明舞台中央的雄壮历程。从中华文明发端高原喷涌出的源头活水，不仅影映着中华文明史波澜起伏、峰峦迭出的卓异风采，也赋予我们一个高远参照系鉴往察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以更多的才智和更强的毅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顽强拼搏。（作者：钱念孙，系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