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礼仪之邦，礼文化深深融入了国人生活当中。民间送彩礼的风俗古已有之，先秦典籍《仪礼》中就有关于“纳征”的记载，是“婚姻六礼”之一。彩礼通常是男方以与女方缔结婚姻组建家庭为目的而给付的财物，被视为男女双方关系确认的象征。

彩礼寄托着夫妻恩爱的美好寓意，而“狮子大开口”的高价彩礼却成为了严重异化的恶俗。自上世纪90年代起，高价彩礼现象在不少地方愈演愈烈，多年来已成痼疾。虽然原来的婚姻法和现在的民法典都明文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但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现实中就有不少因为拒付口头约定的高价彩礼而对簿公堂的案例。应当看到，越是欠发达农村地区，高价彩礼现象就越突出。高价彩礼成了很多农民家庭的沉重负担，并诱发了情侣分手、因婚致贫、家庭冲突、彩礼纠纷甚至彩礼骗局等各种问题，影响着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高价彩礼现象的长期存在，无疑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人口性别比失衡、攀比心太重、“唯金钱论”价值导向等，但说到底还是一个经济问题，根源在于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在众多大城市，人们往往并不特别在意彩礼的价码，而是更重视家庭幸福。相反，在欠发达农村地区，尤其对不少中低收入家庭来说，女儿出嫁时向男方索取高价彩礼，则是非常重要的一次性收入来源，彩礼不仅要用来抵消女性劳动力出嫁离家的损失，还要用于今后的生活保障和改善，再加上快速城镇化带来的农村人口流动性加大，适婚女性在农村成为“稀缺资源”，彩礼日益“水涨船高”也就在所难免。

发展中的问题要靠发展来解决。根除高价彩礼这“一锤子买卖”的生存土壤，有赖于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高价彩礼问题已经引起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高度重视，政策举措密集出台。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点名“天价彩礼”。到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已经四次提出相关治理要求，彰显了治理的决心和信心。不少地方积极推进婚俗改革，倡导移风易俗，强化村规民约，党员、干部带头示范，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比如规定彩礼限额标准、提倡零彩礼、送养老保险代替彩礼等举措，虽然是各地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提出的，可能尚不具有普适性，但也都是有益的尝试。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消除高价彩礼现象当然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整治高价彩礼既是一场攻坚战，需要针对重点地区、难点问题精准施策，敢于啃“硬骨头”，同时也是一场持久战，得做好“愚公移山”的思想准备，形成社会共治合力，坚持不懈、久久为功。而无论是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是发展乡村特色产业，都是题中应有之义。道理很简单，农村居民收入越多、享受到的社会福利越多，对高价彩礼的物质依赖和心理依赖也就越少。